15平方米　　　 

    记者在青岛夹皮沟找到张北川时，惟一的感觉是震惊：在一排墙壁上带有修补痕迹的瓦房中，这是一间没有标牌的房间，三面墙渗水，霉迹斑斑，面积仅15平方米，门口是垃圾，挂着民工的衣物；张北川的两位助手在这里根本没有地方放桌子办公，只能在家搞研究。而这间房子的大门上曾三次被人泼上粪便与卫生纸。

    谁能相信这是中国最大的同性恋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指挥部？

    在这15平方米里，张北川执行着卫生部的两个国家级计划：“男男接触者艾滋病流行状况研究”和“娱乐服务业青年女性艾滋病流行状况研究”，还执行着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项目”。处理信件时，义工们只能把桌子抬到门外，露天工作。

    张北川说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四年前中国的男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仅为2.5％，到2001年这一数字已高达5.9％，而中国男同性恋人群高达1800万人，因此在中国，“对于艾滋病，异性恋与同性恋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在同性恋艾滋病干预中最困难的是如何找到在中国被禁忌的男同性恋人群，而张北川的15平方米中有中国预防艾滋病运动中最宝贵的财富———一个大柜子。

    这个大柜子里有1万多封男同性恋者的来信，这是张北川在他撰写的中国第一本同性恋理论著作《同性爱》出版后收到的来信。作为最早提出给予同性恋与异性恋同样权利的学者之一，张北川获得了同性恋者的信任，每信必回的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各省、市、区最大的同性恋者群，通过近10年来积累起来的3000个同性恋者，张北川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将艾滋病预防册子《朋友通信》有效地传递到10万名同性恋者手中———这一雪球已滚了4年，读者从最初200人发展到了10万人。

    张是中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因此他被授予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最高奖项———马丁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称：“张北川大夫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表明在中国与同性恋者建立联系是可能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一事无成。”

    中国首席艾滋病专家曾毅院士称他为“最有勇气的人”。

    美国《洛杉矶时报》在2002年3月17日发表专访张的文章，用了《医生在中国孤军奋战抗击艾滋病》的标题。

    谎言与偏见　　 

    1999年5月，作为山东省最好的皮肤性病专家之一，张北川却被剥夺行医资格。

    张所在的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被称为华东地区最好的门诊大楼，但该院负责人却拒绝让张北川与他的性健康中心进入这个大楼，理由是“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

    据张北川说，在门诊大楼建设过程中，前任谷院长曾对张北川承诺让性健康中心搬回大楼。但当着谷的面，继任的院领导不承认，事后也不解决张北川的门诊用房。

    1999年，该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门诊，理由是耗费太大。性健康中心门诊被撤后，张的研究无法获得病人实例，严重影响了卫生部项目。

    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他对记者说：“研究同性恋是张的个人决定，没通过组织。”但事实上张北川目前执行的3个项目都经过了主管科研的副院长的批准，并得到卫生部的明确支持。

    院领导向记者解释了反对艾滋病研究的真正原因：“我们院1800多名医生，只有600万元拨款，我们要赚钱———对社会有益的事太多了，比如绿化之类的，不能一一都做，搞艾滋病研究是国家的事，哪有省级医院专人拿工资拿奖金研究艾滋病的？国家对我们没有这一要求。”

    他向记者直言：“张北川有精神障碍，他是政客……”还说，“我们让他回皮肤科上班，他不来。”

    据张北川说，他曾多次要求回皮肤科上班，但被院方拒绝，该科一位领导打报告称“皮肤科95％的医生反对张北川回科上班”。

    在科室12名医生中，记者随机问了4位，他们表示没有这样的意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有着同样的恐惧———“千万不要写我名字”。

    据张北川自述，由于无法看病，他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奖金，张本人还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甚至在医院的电话号码本上，都抹去了学术权威张北川的电话号码。

    1999年4月28日上午，张北川将国务院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的文件拿给一个院领导过目，得到的回答是：“我只执行发到我手里的文件，没接到的不执行。”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说：“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惟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

    在普通医生眼中，张北川是一位业务出色的皮肤性病学权威人士。

    “印象最深的是张北川大夫每次去图书馆都是提着两个大草篮子去的，因为他借的书非常多，非常厚”。他的一位同事说。在改行研究艾滋病前，张北川的病人在走廊上排长队，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张曾经是青岛市卫生局性病防治专家组组长、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医院皮肤科前主任，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张北川对自己的遭遇却有另一种认识：“思考导致受难，受难促进思考。自己的处境反而使我对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无知不可怕，科学性教育能纠正无知；偏见不可怕，科学精神指导的实践能纠正偏见。但无知与偏见一旦与腐败的权力相结合，就能形成极为反常的力量，成为预防艾滋病工作的大敌。”

    张说：“我是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忍无可忍，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是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这已不是个人待遇的问题。”

    代言人　　　 

    张北川的办公室大门始终向同性恋者敞开：咨询不收分文，一天二十个电话，向同性恋者逐个介绍安全性行为———不厌其烦、说话轻声轻气的他用从容的语气安慰着同性恋者。

    张北川始终将同性恋者视为朋友。一位优秀的青年军官因为是同性恋者，不好好工作，想以不停被处分来离开部队，张北川得知情况后，带上自己的证件与学术资料找到部队领导说明情况，结果在保密的情况下，这名军官顺利转业了。另外，细心的他从不轻率地向大学生同性恋者寄册子，怕万一的误拆毁了年轻人的前途。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来了，一位还在上大学的同性恋者每个星期天都来为项目组工作，四年从未间断过，20名志愿者与张北川一起顶住了种种压力，在小屋中拼搏。

    《朋友通信》终于获得了福特基金会17万美元的支持，潘绥铭与丛中也加入了项目负责人的行列。为了把钱用到实处，张北川买的是打折的邮票，至今不用手机，就因为怕花钱。《朋友通信》现在每期印7000本到8000本———就是用这种最简单又是最有效的滚雪球的办法，三年内张在10万同性恋人群中进行了艾滋病干预。张北川多年孤军奋战，换来的是同性恋者的信任。

    2001年10月，张北川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他起草并联合全国94名专家签署《关于同性爱与艾滋病问题的共识与建议》，呼吁给予同性恋与异性恋同样的权利。

    公愤与呼吁　　　 

    张北川的处境引起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界与社会学界的公愤，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他的处境，其中有中国卫生部性病专家委员会前主任叶干运教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前司长戴志澄教授，社会学性学权威人士刘达临、李银河，他们指出：“张北川医生是我国最早开展对高危人群艾滋病干预工作的医生之一，他的工作得到了高层科学界的普遍肯定、大力支持与高度评价，并得到政府和国际卫生界的认可。性病防治是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高危人群进入医院影响不好，不仅严重有悖于国家和卫生部有关文件精神，而且有违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张北川医生开展艾滋病工作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反而设置阻力，剥夺他和他同事的行医权利和教学权利，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我国有关方针，应当积极纠正。”

    中国首席艾滋病研究学者曾毅院士这么评价张北川的工作：“非常重要”，人们意识中对同性恋艾滋病一直存在偏见，张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学界与政府的支持，社会上存在的不正确看法造成了阻力，希望他的工作环境能早日改善。

    张北川的遭遇为何引起如此大的共鸣？业内人士认为是因为他的遭遇颇有代表性：前有高耀洁教授被基层个别官员打压，真话无法说出，幸得海外人士和媒体关注才得以出头；后有多名研究艾滋病的学者有类似的遭遇。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一种危险：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张北川大夫皱紧眉头。在河南，曾毅院士的一位学生是最早将艾滋病真相上报国家的医生，最后失去公职和所有的组织关系，去了美国。2001年11月，河北廊坊某地医生发现有农民要求检测艾滋病，但基层领导威胁医生不许核实，不准上报，否则出了问题由个人负责。

    张北川的遭遇触动了艾滋病研究界代表科学与正义的神经。在授予张北川马丁奖的大会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福克斯说：“你们不能直接去帮助张北川大夫，那你们就去他的小屋看一看能做些什么！”

    结束采访时，头发花白的张北川说：“鲁迅说中国的脊梁永远是那些普通的人、底层的人，而我愿意做这根脊梁中的一个细胞。”

    记者：您曾说过思考导致受难，受难促进思考，为什么？

    张北川：我曾是个书呆子，是个医生，是个信奉技术的人，从事艾滋病研究遭遇的歧视与困难让我更体会了什么叫边缘，什么叫弱势，对研究对象有了更深的体会。保护弱势者的利益就等于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道德文化，但通过道德指责来约束人的行为，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因为性取向与讲不讲道德无关，例如大多数同性恋是先天形成的，或者是由出生后18个月到36个月里的环境决定的，道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想用一根绳管理大众是违反人的天性、无视现实生活多元化的，道德的指责只能导致人群对立，导致主流人群歧视非主流人群。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人群的对立会加剧艾滋病流行？

    张北川：你知道身为同性恋者有多痛苦吗？对11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表明，77％的同性恋者经历过严重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遂行动，66％孤独压抑，50％严重影响工作，38％的人遭到诸如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同性恋在中国一向是被视为禁忌的，只是艾滋病流行了，人们才想到这个人群。但如果我们用歧视把同性恋者推向边缘，只可能导致仇恨与报复心理。在人类学上，每个人群中都有2％的反社会人群，而一个被歧视的人群反社会的比例与偏激程度则更高。我们已经注意到，同性恋者中有人扬言，一旦染上艾滋病就要立即传至更多的人，到死才休。对同性恋的排斥还导致他们难以接收到科学的信息，因此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才是控制他们之间艾滋病流行的基本对策。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张北川：真正优秀的医生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医生。艾滋病使我们发现了我们文化的缺陷，因为近年来的艾滋病我们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伤筋动骨的东西。我们离现代国家还很遥远，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左的教条实在是我们的沉重原罪。人们把同性恋者看成忌讳，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又有多少人科学地正视这个问题？又有多少媒体传播这个声音？我可以说，在同性恋问题上，我们没有实事求是！

    我们要警惕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道德。那一个个自杀的同性恋者为什么会死？是因为我们的偏见，软刀子杀人不觉死啊。

    一位同性恋者在遗嘱中写道：“像我们这种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注定了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寻过，但最终找不到路，找到的竟然只有离开世界这一条路。给你们写这封信，是希望你们能继续不懈地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不要像我这样不幸地了结人生。”自杀前，他捐助了1000元钱给我们的项目。

    记者：我们的阻力在哪里？

    张北川：现在印度已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尼的感染者也在激增中，而中国也已有85万艾滋病感染者，为什么东方文化国度会成为艾滋病大国？西方对同性恋歧视主要是在宗教界，而东方的歧视却是在民间，因此中国大量同性恋者往往被迫以婚姻作为保护伞，结果中国30岁左右的同性恋者有一半进行异性性行为，80％以上结婚，这样制造了无数痛苦的女人。无知与偏见一旦与腐败的权力结合起来就会成为反艾滋病研究的巨大阻力。但作为学者，我们还是要说真话，对政府和媒体说真话。否则我们将被历史追究责任。